唐德宗李適在位26年，是唐朝在位時間第三長的皇帝，早年他雄心勃勃，試圖削弱藩鎮、重振皇權，甚至曾參與平定安史之亂。然而，登基後的削藩失敗、奉天之難，以及晚年重用宦官、加重賦稅等舉措，讓這位曾有中興之志的皇帝最終留下「前明後暗」的評價。
安史之亂後急於削藩
唐德宗李適的歷史評價之所以複雜，首先與他的削藩政策有關。安史之亂雖然平定，但河北等地的藩鎮勢力並未真正消失，唐德宗即位後，認為藩鎮割據已成為威脅皇權的最大問題，因此決定強力收回地方兵權。
他的出發點並沒有錯，問題卻出在操之過急。建中年間，唐德宗試圖打破藩鎮世襲慣例，結果引發「四鎮之亂」，朱滔、王武俊等相繼反叛，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趁勢起兵，原本是削弱地方勢力的行動，最後反而演變成席捲多地的大亂。這場失敗說明，唐德宗雖有中興之志，卻低估了藩鎮的軍事實力，也沒有準備好足夠的財力與手段，削藩急於求成，反而使中央朝廷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。
「奉天之難」倉皇出逃
如果說削藩失敗暴露了唐德宗的政治判斷問題，那麼「奉天之難」則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創傷。建中4年（公元783年），朝廷因拖欠軍餉，引發涇原兵變。唐德宗猝不及防，只能倉皇逃往奉天，更嚴重的是，前來救援的將領李懷光後來也起兵反叛，唐德宗只得再次逃往梁州。
此時，亂軍甚至擁立朱泚稱帝，建立「大秦」政權，並圍攻奉天，唐德宗一度真的面臨皇位不保的危機。危急關頭，李晟等將領率軍反攻，最終收復長安，朱泚則兵敗身亡，危機才告解除。但這場變故對唐德宗的打擊極大，他不僅被迫發布罪己詔，也親眼見識到中央軍隊的不可靠，以及地方將領反覆倒戈的可怕。從此之後，唐德宗對武將與藩鎮更加猜忌，治國風格也逐漸從積極進取轉向防備與控制。
神策軍掌權成後世大患
奉天之難後，唐德宗對武將的信任明顯下降，宦官反而逐漸獲得他的信任，此後宦官掌握神策軍等中央禁軍的重要權力，成為唐朝政治史上的重大轉折。這項變化最初或許是唐德宗為了確保皇帝能掌握最可靠的軍事力量，但長期來看，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後果，到了中晚唐掌握禁軍的宦官勢力越來越強，甚至可以干預皇位繼承。後來的唐憲宗、唐敬宗等皇帝，都受到宦官勢力牽制，宦官甚至發展到可以廢立皇帝的程度。
此外，唐德宗晚年又因猜忌與用人問題受到後世批評，他曾重用盧杞等大臣，也與劉晏、楊炎等人的政治鬥爭產生爭議；後期又寵信裴延齡，對陸贄等人的諫言未能充分採納。這些決策，使他「多疑、剛愎」的形象更加深入後世史家的筆下。
晚年加重財政負擔
唐德宗早年最大的願望是重振中央權威，但戰亂之後國家財政已經捉襟見肘，為了維持軍費與宮廷開支，他逐漸採取更強硬的財政措施。建中年間，朝廷推行「間架稅」、「除陌錢」等新稅制，引發社會強烈反彈，到了貞元年間，宮市等制度又進一步加重百姓負擔，甚至出現宦官以低價強買民間物品的問題。
這也正是唐德宗最令人惋惜的地方，他並非一開始就沒有作為，相反地他登基之初確實抱有振興唐朝的雄心，也曾努力削弱藩鎮、整頓朝政，然而削藩失敗與奉天之難接連發生後，他逐漸從「想改革的皇帝」變成「害怕失控的皇帝」。因此，唐德宗的評價之所以不高，並不是因為他毫無能力，而是因為他在幾個關鍵轉折點上接連做出了代價高昂的選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