後宮干政曾是古代皇權最棘手的難題之一，尤其皇帝年幼時，太后與外戚往往容易趁機掌握朝政。漢武帝為防幼主受外戚牽制，賜死鉤弋夫人；北魏更發展出「子貴母死」的極端做法，試圖斬斷母族干政的可能。到了明朝，朱元璋則改變思路，從后妃出身、外戚任用與宮禁制度著手，試圖從源頭守住皇權。
漢武帝立子殺母 防外戚干政
古代皇帝最忌憚的，不只是臣子權力過大，後宮與外戚同樣可能成為皇權隱患。西漢呂后專權留下深刻教訓，漢武帝晚年立年幼的劉弗陵為太子時，也擔心重演母后與外戚掌權的局面。
因此，漢武帝賜死劉弗陵的生母鉤弋夫人，後世常以「立子殺母」概括這項做法。如此一來，太子生母便無法在幼主即位後直接干預朝政，但這項手段既殘酷，也沒有真正消除外戚問題。漢昭帝即位後，朝政最終仍落入霍光等大臣手中。
北魏子貴母死 斬斷母族勢力
到了北魏，防堵後宮干政的手段更加極端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吸收漢武帝的做法，逐漸形成「子貴母死」的制度：皇子一旦被立為太子，其生母便會遭到賜死。這項制度最狠之處，在於直接斬斷太子生母及其家族日後干預朝政的可能，文成帝拓跋濬立拓跋弘為太子時，其生母李氏便因此被賜死，年幼的拓跋弘則由皇后馮氏撫養。
然而，殺掉太子生母，並不代表後宮就此遠離權力，拓跋弘12歲即位後，馮太后依然掌握朝政，後宮干政只是換了一種形式。這也證明，單靠極端手段，未必能真正化解皇權與後宮之間的權力衝突。
明朝從源頭限制外戚坐大
相比之下，明太祖朱元璋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思路，他深知外戚一旦在朝廷建立根基，即使皇后、太后本人不直接掌權，其家族仍可能形成龐大的政治勢力，因此明朝在后妃選擇與外戚任用上格外謹慎。
明代后妃多出身普通家庭，盡量避免皇帝與功臣、權貴之家形成強大的姻親聯盟；朱元璋又透過《皇明祖訓》等規範限制后妃干預政事，並對外戚加以約束，使他們即使享有爵位與恩賞，也難以掌握核心軍政權力。這套做法的關鍵，不是殺掉可能干政的人，而是讓后妃娘家從一開始就缺乏足以左右朝政的政治資本。
